……我正走在一条街上，是一条长条石板铺成的街道。我似乎很诧异，这里的街道为什么不是青石板铺就的？这与我记忆中的故乡小镇的青石板街道，相去太远。我像是不太喜欢脚下的这种麻石长条石板。用脚使劲地跺了几下。但是，跺脚之后却是完全不着力，像是踩在了棉花堆上。我吃了一惊，石头怎么会像棉花这样的软？我低下头去细看，麻条石上，确实像人的麻脸一般地布满了许多凹坑。只是平时的这许多凹坑都被泥土积满了，一眼望去，看起来像是很平滑。我刚才使劲跺了几下，显然已将凹坑中的泥土震了出来，麻点便也显露了出来。但是，眼前的这些麻点却突然间舒展了开来，变成了一张团团圆圆的笑麻脸，这让我大吃了一惊。怎么，我站在人的脸上吗？怪不得刚才全不着力呢！我想赶紧跳开，但是，我却跳不起来……
“哈，豆花，满面疤，雨打浮沙……”这是我少年时，读到的一首打趣的宝塔诗的开头几句。每每从头脑中突然跳出这几句诗，我便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我年少时的一个玩伴的父亲。他是豆制品工场的大师傅，家就住在我家弄堂口东侧的街北侧。临街是一家售卖豆制品的商店，对着他们家店面的，便是我记忆中印象深刻的那个石埠了。
玩伴的父亲，是一个“白麻”，他的皮肤很白净。应该可以列“十麻九俏”的范畴。他长得白白胖胖，笑容很灿烂，眯缝起的双眼弯弯的，极像弥勒佛的造型。看见他的笑容，你必然也会跟着他一起笑起来。他喜欢说笑话，那时，我还不懂他说的笑话的寓意。只是看见了他的笑容，我也情不自禁地跟着他笑而已。
梦中的那张团团圆圆的笑麻脸，分明便是他的笑脸。听说，他已去世许多年了。我的梦中，怎么会出现他的形象呢？而且，恶作剧似地还在他的麻脸上跺脚，这实在是对逝者的大不敬了！我的跳不起来，难道是我的恶作剧带来了他的恶作剧？这真是奇怪得让人后怕的梦。
既然让我分管了这摊子工作，我得在熟悉了政策，吃透了上级文件精神的基础上再对全区的情况作一个广泛的了解才是。虽然，在准备毕业论文时，我去北边最偏僻的那个乡作了一次调研，但并不能反映全区的整个情况。经请示了领导之后，我打算去各个基层所转一圈。了解一下基层所在这一方面的工作展开情况。看看能不能在工作上，思想上作一番很好的沟通，也有利于日后工作的开展。我先去了南片的那个所。这个所辖四乡一镇的工商管理工作。
镇是一个古镇。一条小河由西至东贯穿着整个小镇。与江南水乡的其他小镇一样，河北侧的街道商业氛围明显浓于河南侧的街道。甚至，河南侧还没有形成传统意义上的那种长条石板铺面的街道，只是一条并不平整的泥路而已。泥路边的商铺自然没有河北侧石板沿街道旁的商铺那么的整齐和气派。大概是河南侧的商铺只能面北，而河北侧的商铺总能坦然接受阳光的慷慨施予吧！“向阳花木易为春”哦。看来这不仅是植物界的一条铁律，也是人世间的一个规则呢。
河南侧的那些面北的零零落落的铺面大部分属于个体工商业的经营场所。河北侧的商铺间，个体工商业的铺面也有。基本上龟缩在集体或国营商铺的间隔处。或者弄堂的拐弯处，或者面街的楼梯口。在国家允许个体工商业存在的伊始阶段，允许的理由，便是它们能起到为集体，国营的工商业拾遗补缺的作用。古镇上商铺的布局，真真切切地掌握着这条原则。
那时，南片的针织业私人经营尚没有形成气候。横机不同于丝织机。农户家中安装一两台横机，摇得再热闹也不会像排一台丝织机后，开动时的那么轰轰烈烈。所领导似乎也不愿意朝这个方面去扯开话题。当我提出希望去拜访一、两家较大的个体商业户时，他们热情地推荐了辖区内一个乡的一家炒货工场。那时，安徽的“傻子瓜子”声名鹊起，对年广久的评价誉大于毁。大概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才以为，推荐这一家炒货工场不会承担太大的风险吧！
一位副所长陪我骑车去那儿。副所长与我同一天进这个系统，他原是支边知青，年龄略大于我。在当年同一批进这个部门工作的十四人中，数他的年龄最大，我居第二。大概是因为同有着知青的经历，一路上聊得还挺投机。
工场坐落在一条小河边，东南不远处，便是小河的四岔口。河水清澈，风从河面掠来，带来了初秋的凉爽。工场只是一座破旧的农居，临河开了一扇大门。从一路骑车过来的情形看，工场的货物进出主要靠水运。临河的岸边斜坡上，倒了许多空瘪的葵花籽，想必是加工前风扬出来的。工场内只一只巨大的铁锅，也未见有人在生产。工场内空无一人，也未见主人出来应酬。我不知道，是事先得到了我们要去的消息特意回避了，还是生意太忙了，没时间接待我们。这倒无所谓。我来的目的，只是想对这家私人作坊有一个直观的了解。
小主，
陪我的副所长似乎对这家作坊及主人有着足够的了解。一直喋喋不休地介绍着。我环顾四周，见那张经营许可证挂在墙壁上，是一张临时许可证，我问副所长：
“为什么发的是临时许可证？”
副所长不由得一怔，说：“发证的时候请示了局里的，说是先发临时的，看看形势再说。”
“哦！”
我颇有些意外！但又觉得当时似乎也不便对此事作出评论。其实，那个时候，新闻界尽管对安徽芜湖的“傻子瓜子”年广久有诸多评论。国家政策已经很明确了，像这一类私营经济是应该要鼓励发展的。但是，在人的观念没有改变之前，要实施依然是困难重重。看似很负责，理由也十分堂皇，实质是怕承担责任。谁也不敢去当这个出头鸟。这应该是这么多年的简单高压的政策和划一的管理手段带来的习惯了的惰性思维造成的。尤其是处于最基层的部门，宁肯等一等，看一看，随大流；也不肯承担任何他们自以为是的风险。
敢于充当出头鸟的往往是企业界的人，比如年广久，比如浙江的步鑫生。年广久先当了发展私营经济的先锋，步鑫生则是对国营，集体企业的管理体制进行了颠覆。两者看似风马牛无不相及，但其实质却是惊人的一致。那就是，现行的经济划一模式究竟还能走多远？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但在当时，我似乎不便妄加评论。
本来，我是想顺便再跑一家集体企业的。但是，我很清楚，那时的一些所谓集体企业，只是挂着集体的招牌而已。在脱产学习前，我是从事工商企业登记工作的。在给他们办理登记手续，核发营业执照时，我常常会跟那些申办人有意无意地聊天。让我知道了一些企业的真正背景。所有的申领手续，都由集体出面来办。办企业的经费由个人承担。执照领出后，企业交与出资人经营。出资人私下与出面申领执照的集体组织签订合同。明确企业的资产和经营盈亏都属于出资人及由出资人承担。出资人每年上交给该集体组织多少利润或者称作管理费。这就是后来被称作戴了“红帽子”的私营企业。
倒不是当时的人迷恋于这顶红帽子，谁愿意自家出钱办的企业，上交莫名其妙的管理费呢？只是迫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如果不是集体企业而是私营企业的话，会被看作是另类。在一个基本一体化的社会中，另类是十分显眼的，显眼到足以让人窒息。在这样的环境中，哪怕生命力再旺盛，在到处碰壁，遭受白眼之后，除了奄奄待毙之外，还能有什么样的好结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