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对正抱在一起的男女,猛听到一声响亮的喷嚏声,也不辨这一声喷嚏声出自于大人或是小孩,早已吓得魂飞魄散。那男的迅速拉开了竹门,一步窜了出去,那女的双手蒙着脸立即跟了出去。

这一幕看得我目瞪口呆,我不明白,他们这是怎么了?我低头恨恨地看着那头吃了我鸡蛋的猪。猪却若无其事地摇着它那截细尾巴,仰头看着我。

父亲终于发现了盖钵中鸡蛋的不同,他以为我去摸了人家的鸡蛋。但数数个儿,却还是少了。便问我,鸡蛋哪儿去了?我哪里知道鸡蛋哪儿去了呀,我只得摇了摇头。父亲又指了指那几个色泽明显不同的鸡蛋,问我,这几个鸡蛋是从哪儿来的?我如实回答说:

“捡的。”口气中还颇有一丝得意。

“捡的?”父亲的口气突然凌厉,“在哪儿捡的?哪儿能捡到鸡蛋?”

父亲的口气让我吓了一跳。我只得一五一十地将事情的原委说了出来。听我说是从猪棚的草堆里找来的,父亲的脸色总算缓和了下来,但他们仍是一脸狐疑地自言自语：

“那我们的鸡生的蛋去哪儿了呢?”

在小镇东临的那个县,一直以来,以种西瓜闻名远近。那个县产的西瓜,瓢红皮薄,拿刀剖西瓜,刀刃才一碰西瓜,西瓜便已开裂。食之,沙而甜。据说,那个县的西瓜甜,全靠的用鸡粪作肥料。真是“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那一年,那个县来小镇收购鸡粪,明码标价:两分钱一斤。这是一个很诱人的价格。父母鼓励我去拾鸡粪,说是要我自己筹集上学的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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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然上课时,总是胡思乱想,任思绪信马由缰。但这个学还是要上的。如果不上学的话,我在家干什么呢?这不是太孤单了么!再说,不读书,长大了怎么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呢?那时,我刚刚加入少年先锋队,那条用红旗的一角做成的红领巾,戴在我的脖子上,让我感到无比的神圣。一个戴了红领巾的人,长大后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对于那时的我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事。虽然那时,我根本不懂,怎样才算有用?怎样才算没用。

父亲特地为我找来了一个小的铁皮畚箕,在畚箕上装了一截竹杆,用做把手。又在另一截竹杆的顶端剖开了,插上一片河埠壳,作为捡鸡粪的刮子。捡鸡粪可不比北方的拾粪,背着个筐,用手去拾粪,将拾得的粪丢进自己的背着的筐里。拾鸡粪是看到地上一坨鸡屎,将畚箕凑近了,用刮子将鸡屎刮进畚箕里。

父亲还特意在自家的鸡窝边,用砖垒了一圈,让我将捡来的鸡粪倒在那儿。关照我,不要把捡来的鸡粪直接倒在自家的鸡窝里,万一捡来的鸡粪是患病的鸡拉出来的,会传染给我们自家养的鸡的。说：

“鸡粪上有白色粘液的千万不要捡”。

小镇上的人家,几乎家家都养鸡。但是,自从邻县将来小镇以每斤两分钱的价格收购鸡粪的消息一传开,每个家庭的孩子,都拿起了畚箕和刮子。街头和巷尾,到处都活跃着手持刮子的孩子身影。有戴红领巾的,有不戴红领巾的。

小镇上原先随处可见的鸡屎,居然一下子失去了踪影。有一些孩子,因为实在找不到鸡粪,将刮子偷偷地伸进了人家的鸡窝,被主人骂得抱头鼠窜；也有的孩子,干脆跟着鸡遛达,等着鸡拉屎。实在等得性急,便赶着鸡跑,盼望跑急了的鸡能拉下屎来。一时弄得小镇鸡飞狗跳。

真是怕遇鬼,鬼便上门。我一直不敢去捡有白色粘液的鸡粪,鸡瘟病还是上了我家的门。我家的一只鸡得了鸡瘟。那天傍晚,鸡上笼时,父亲便感觉这只鸡不太对头，蔫头蔫脑的,也不再像平时那样地抢食吃。父亲没让它进鸡窝,而是将它在另外一处用一个竹筐罩着,还在它跟前放了一盆水。撒了一些来,算是给它特殊照顾。

第二天一早,我见它依旧一副蔫头蔫脑的样子,地上的米,也没见它吃几粒。盆里的水有没有喝倒是看不出来。父亲显然知道,这只鸡已是不行了。便寻了一截细绳,将它的双脚捆了,趁着天还没有亮透,带上我,想去小镇中心的小桥堍那个小集市上,赶紧将它卖了。

那时候,小镇的石桥北堍,每天的清晨自发形成一个小集市。附近的农民会将自家产的一些青菜萝卜,拿到这儿卖,换取一些购买油、盐、茶、酱的钱。每天交易的时间很短,往往没等天大亮,集市便已散了。小镇蔬菜队生产的蔬菜,不敌农民拿出来的鲜嫩,在小镇已失去了大部分的顾客。父亲一边用绳子捆着鸡脚,一边嘴里还在嘀咕：

“真太可惜了,一只最会产蛋的母鸡没有了。”

这倒是真的,在我的印象中,这只生病的母鸡确实最会产蛋。一般的母鸡连续生两个蛋;便会停一天;它却能连续生上四个、五个、然后再停一天。一窝蛋。其它的母鸡最多能生上二十来个蛋；它却能生三十只，才抱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