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父亲总结说,疑心生暗鬼,鬼由心生。只要做人坦荡荡,再恶的鬼,也不会来缠身。

父亲的故事,说得绘声绘色,让我们听得如临其境。让我一直处于这世界上到底存在不存在鬼神的疑惑中。年龄稍长之后,我才渐渐悟出了父亲故事的那种禅的味道。

父亲的故事,延续了小镇文化的传播,也成了我们这个家庭文化营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们家的文化营造中,我父亲和母亲,可说是琴瑟和谐。父亲会拉琴,那把绷着蛇皮的二胡,父亲能让它拉出美妙的曲调来。

幼年时,我也曾想让那把琴拉出美妙的声音来,但是,不管我怎么努力,我拉出来的声音,总归像锯木头一般的难听。我母亲会唱戏曲,什么越剧的《红楼梦》《碧玉锴》什么傅派,戚派,说起来更是头头是道。

许多时候的夜晚,在父母的闲暇时刻,当春风穿过风火墙上的那些小青瓦铺就的花格,停留在我们家的窗前；当夏日带给窗前的那一片瓦楞的那一份酷势正悄然退去时；当秋风将爬在风火墙上的老藤黄叶吹得像满天飞舞的黄蝶时；当冬雪像厚厚的毯子一样,铺在窗前的瓦面上；铺在窗台上的那几盆花草的叶子上时,我们家悠扬的琴声,便会伴随着同样悠扬的歌声,荡出窗外,随着春风,穿过另一侧的风火墙,散向楼外；随着夏暑,消失在楼前的院落中；随着飞舞的黄蝶满天飞扬；随着厚厚的积雪,浸润着青砖古瓦。

姐似乎最得母亲的传承,自小便能歌善舞。她长得娇小玲珑,面容俊美。因为在文艺上的天赋,自小便在小镇的各种文化活动中渐露头角。十多岁时,便被送进县城的文艺小分队。也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小镇的评书,渐渐被样板戏取代。小镇上排演最多的便是《红灯记》,当姐每天为排练“李铁梅”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却忙着端着条櫈去小学操场抢位置。

那时小镇的露天电影放得挺多。是那种16毫米的单放机,换片时,观众需静坐在那儿,耐心等待。有一些活跃一些的观众,仗着自己正坐在放映机投射光束底下,便会翘着手,在光束中摆出许多惟妙惟肖的动物形象,让静等的观众忍俊不禁。

那时,放映的基本上是战争教育片,有《地道战》《地雷战》《渡江侦察记》有《英雄儿女》《上甘岭》等等。要么便是去镇礼堂看《红灯记》演出。不管是看电影还是看演出,对少年时的我来说,实在是最让人心旷神怡的事情。

在这短短的两个多小时里,我的思维,可以随着情节信马由缰。虽然,这些电影或演出,翻来覆去的只有那么几部,但是,每次观看,对于我来说,却都能看出不同的新意来,让人产生无穷的联想。

每次电影之后,小镇上的少年们,在玩耍中,常常会将电影中一、两句台词挂在嘴上:或者是“长江,长江,我是黄河，听到请回答”；“黄河,黄河,我是长江,听到请回答!”或者是:“为了祖国,向我开炮!”

在小镇后来的文艺演出中,有一出叫做《半蓝花生》的越剧。试图将深奥的哲学道理,通过日常的生活展现出来。也许是编剧本身对哲学不甚了了,又也许日常的生活实在难以透出哲学的意义。我记得台词中有那么一句,似乎是想阐释,“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个哲学命题的。

“花生篮子上遮了盖,不知里面装的是花生,还是菜?掀开盖子看一看,正确的结论才出来!”那时的我已读初中,知道哲学是科学中的科学,是揭示人类社会和自然科学最基本的规律的科学。但是这个最基本的科学,难道真的只需要掀开盖子,这么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动作,便能轻而易举地揭示这门科学的本质吗?我百思不得其解。

许多年后,当我在社会上磨炼了多年,历尽了人生的许多坎坷之后,我才对人生有了新的理解,也似乎窥见了哲学所蕴藏的真正内涵。一个人,随着年龄的增长,确实会经历而立、不惑、耳顺,等等各个年龄段,每个年龄段对人生的感悟会迥然不同,甚至是全盘否定式的颠覆。感悟后的人生,是有幸还是不幸,实在很难下得了结论。

对哲学的真正把握,应该与佛教上的禅宗相仿佛。所谓的得道高僧,应该是名副其实的哲学家吧!毛泽东当年提出:“要把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本和课堂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中的有力武器。”其勇可嘉,其实却是难能可为了!呜呼哀哉!试想一下,倘如普罗大众都成了哲学家,这个国家谁还有能力去治理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