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身于一个平民家庭，在大革命初期他来到巴黎，先是做了新闻记者，因为口才好写文章的水平也不错，他被吸收到了共和国政府当中，1792年起就参加了外交工作。

后来，在政治的风云变幻当中，他选择了和野心勃勃的波拿巴将军合作，而后1799年，拿破仑发动雾月十八日政变成为了法国的第一执政，而这时候才30多岁的贝尔纳-马雷就得到了重用，担任了首届执政府的国务秘书。

接下来他一直为拿破仑效力，在拿破仑称帝之后，1809年他因为自己多年来的功绩受封为巴萨诺（Bassano）公爵。再后来，拿破仑和塔列朗两个人决裂，而1811到1813年间他出任了法国外交大臣。

而在1815年，拿破仑皇帝复辟重建了百日王朝，他又为皇帝效劳，所以在波旁王朝第二次复辟后他不得不流亡国外，直到1820年才被赦免回国。

由此可见，巴萨诺公爵资历深厚，尤其是和波拿巴家族的渊源极为深厚，虽然论威望不如塔列朗亲王，但也算是半个“元老”了，从1792年踏入政界开始，巴萨诺公爵已经在政界和外交界当中已经历经了四十年沉浮，经验丰富，更有着同各国的关系网——艾格隆把这么重要的任务托付给了他，足以体现出对他的尊重和殷切期待。

在原本的历史线上，1830年奥尔良公爵篡夺王位建立七月王朝之后，巴萨诺公爵转而投入到了新王朝的旗下，路易-菲力浦国王在1834年曾经还试图任命他为首相来组建内阁，可惜因为他在议会当中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而组阁失败。

正因为一度和奥尔良派合作，所以他和其他波拿巴家族的支持者产生了嫌隙，之后也没有再参与到波拿巴家族的复辟运动当中。

不过再后来，他的儿子，第二代巴萨诺公爵拿破仑-约瑟夫-马雷，在拿破仑三世复辟帝国之后又成为了宫廷的廷臣，一度被委以重任，马雷家族时隔半个世纪再度为帝国效劳了。

当然，在这个被艾格隆改动了的世界线当中，“未来”的动摇反复并没有发生，巴萨诺公爵从一开始就坚定地站在了艾格隆这一边，他被委以重任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任何人会为此感到意外或者不适合。

在巴萨诺公爵的领衔下，这一支人数不多但地位显赫的代表团就悄然度过了英吉利海峡来到了伦敦，他们受到了英国政府礼貌但又刻意保持距离的接待，然后就被安置到了法国大使馆当中。

从这种接待当中，他们都感受到了英国人暧昧不清的态度——也许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好到底应该怎样来对待突然重新返回舞台中央的波拿巴家族，所以还在权衡当中吧。

另外，英国如今的政治环境也确实让政府无暇他顾。

在代表团刚刚踏上英国土地不久，6月26日，年迈的乔治四世国王终于如同外界所预料的那样逝世了，由于他唯一的合法子女夏洛特公主早已经先他而去，所以他的弟弟、已经65岁的克拉伦斯公爵威廉登上了王位，史称威廉四世。

在这种情况下，忙于处理王位更迭的英国政府，自然也难以集中精力来处理代表团的问题。

所以，在递交了觐见首相的申请之后，代表团一直没有得到回音，只能呆在大使馆当中静静等候消息，只能以看报纸、玩牌或者在经过许可的情况下访问各界人士来打发时间。

身为拿破仑皇帝的私生子，亚历山大-瓦莱夫斯基伯爵当然对英国人绝无好感，但是却也谈不上憎恶，他对这个他还从没有踏足过的国家深感好奇，相反设法想要弄懂它的政治体系和它的风俗人情、乃至于社会的方方面面，以便为自己未来的工作所用。

同时，作为一个外交官他也深刻地明白，在国际事务当中，个人感情是绝对需要摈弃的因素，一个成功的外交官应该是翻云覆雨的大师，今天的敌人明天就可能成为朋友，“爱”和“恨”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东西，甚至可能有害。

如果他想要实现自己的梦想，那么他就必须成为另一个塔列朗亲王（当然私德必须好一点）。

所以，他抛弃了过往的成见，如饥似渴地阅读报纸和书籍，观察着这个国家的舆论动向以及其他任何值得注意的东西，他勤奋的态度，也让身为团长的巴萨诺公爵感到非常满意。

在年迈的巴萨诺公爵看来，虽然血统出身给了亚历山大很大的机会，一开始就可以一步登天，但在这个尔虞我诈的名利场上，如果没有本事，摔下来也是非常简单的事情，罗马王绝对不会对一个私生子哥哥手下留情。

所以，亚历山大没有因为自己的血统而沾沾自喜，还能保持清醒和理智，让他有一种“孺子可教”的感觉。

巴萨诺公爵当然也十分清楚，既有靠山又自己努力，年轻的亚历山大-瓦莱夫斯基伯爵注定未来前途不可限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