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公廨钱，是大唐朝廷对民间商人的一种高利贷。

起源于隋朝，但真正制度化于李世民时期。

大唐开国之初底子薄，外敌环绕。

李世民对内要休养生息，对外要扩充军备。

扩充军备需要钱，但又不能通过增加税收来为国库创收，于是李世民就将公廨钱制度化。

操作很简单，一开始在长安城选有钱的商人。

这里并不是杀商人，李世民本身不会做杀鸡取卵的事。

长安七十多所衙门，各选九名富商，这些富商被称为“捉钱令史”。

衙门给自己选的这九名富商各自贷款五万钱。

唐朝一钱是一百文，五万钱就是五千贯。

捉钱令史借了这些钱之后，是要给利息的，每个月利息是四千钱，一年就是4.8万钱。

年利息差不多百分百。

商人肯定不做亏本买卖，找朝廷借了这钱，就必须做买卖，靠利润把这些利息成本覆盖。

那么从朝廷到商人，所有的流水都是正的。

这些利息钱上缴给大唐朝廷，成为养官的一部分俸禄。

在长安试了之后不错，很快推行到各州。

这是李世民定的，其本质是对富商收一笔“特别税”。

因为富商根本没有贷款的需求，这里的公廨钱借给富商，是强制性的。

那么凭什么富商要配合朝廷呢？

难道天可汗一句话，天下富商甘之若饴？

那倒不是。

如果李世民靠这种唯心主义来治理国家，也就不会成为天可汗了。

每一个“捉钱令史”都有任务，只要每年都能完成利息，可以酌情任命为官员。

那么矛盾就来了，大唐的官员有两种出处，一是世家大族的引荐，二是科举考试。

这两种有一个共同点：看出身。

商人出身最是低微，现在朝廷突然多了一批商人来做官，那些辛辛苦苦考试的，或者出身名贵的，肯定都不干了。

要知道，那个时代，按照那个标准，一年有三百多个商人可以做官。

而科举考试一年的录取人数是个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