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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化学当作数学来教,将化学当作数学来学,其结果,只能是拉大我与化学这门课的距离。化学其实是最需要想象力的。但如果这份想象是老师通过授课来灌输的，其结果必然是可悲的。虽然中学期间,我的化学成绩并不差。可就我内心来说,也只是了个门面账而已。

相比之下,我似乎对文科的这一类学科,兴趣更大一些。历史一直是我比较感兴趣的学科。虽然中学时期所讲授的历史大多以农民起义作串连。对历代农民起义的成因、过程、失败都从以对现实有益的角度作出肤浅的评价。恰恰是因为这些肤浅的评判,让我对课堂上所讲的历史产生了怀疑,这反而激起了我对历史的探究之心。

中学的地理是将天文和地理融合在一起的学科。这门学科与我们现实生活中接触到的自然现象,既接近又遥远,这自然会引起我的好奇心。

我最感兴趣的,应该是语文。这绝对是受了中文系毕业的老师的影响。

我对文字语言的韵律有着天然的敏感。在初中阶段的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大家正忙着摘抄报纸上文字拼凑自己的作文的时候,我却暗中反复诵读唐诗宋词。虽然那时我对所诵读的这些诗词的内容并不十分了解,也不懂诗的格律和词的曲调,但我总觉得这些诗词的韵律很美。能让我反复玩味。

老师布置的作文,我是从来不用发愁的,这应该得益于我在写黑板报时,老师常常逼我急就章。我也曾模仿着唐诗宋词的韵律,尝试着赋诗填词,很有一种“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况味。但终因不能“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而达不到“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境界。从而不能实现：“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境界。这是很让人遗憾的事。

老师常常逼我写急就章,实在让我受益匪浅。使我不得不常常一边编写黑板报,一边构思文章。渐渐养成了一心二用的习惯。文章构思好后,也不再打底稿,直接写上黑板。这样急就而成的文章,与那时同学写的,被选用作黑板报的文章相比,毫不逊色。行文常常如行云流水,没有生涩或故作深奥的那种初中生写文章常常极容易犯的毛病。

老师有时会偶尔跟我谈起我这些急就而成的文章,说我写的这些文章。语言口气似乎不应该是我这个年龄段的。如果能坚持着常常写的话,今后一定能形成自己的文章风格。我那时哪里懂得什么文章风格?常常觉得写文章只是为了讲道理,只要将该讲的道理讲明白了,文章也就写好了。要让文章有新意,只需寻找一个讲道理的新的角度就可以了。要注意的是,千万不要讲人家曾经讲过的话,否则,读者一定会以为是从哪儿抄来的。这样的文章构思方式,一直影响着我。

我后来上高中,踏上社会,进机关,读大学,从事文字工作,走上领导岗位,凡是需要写文章的,我都会以这样的构思方式,来构思我的文章。而且,动笔前,我必定先打好腹稿,腹稿未成立前,我决不会轻易动笔。

常常文章急着要用,我却像个没事人一般地做其它事情,旁人为我着急。其实,如果他们仔细地观察我的话,一定会发现,此时的我,目光一定是散乱的。谁能知道,我的头脑正在急速的运转啊。我不太会像他人那样：桌面上摊一张白纸,手指夹着一支旋了帽的钢笔,面对着白纸,抓耳挠腮。或者,在白纸上写了涂,涂了写,废纸团丢得满地都是。写上半天,白纸上只写上一行字。

腹稿形成后,我会急速地写，很少会打顿。不长的文章,我常常一挥而就。而且,一般不会再作大的修改。常常听人说,文章是改出来的,这话有道理,但不尽然。在我看来。需要大改的文章,作者在撰写时,思路肯定是混乱的。一个文思特别清晰的人,不会在自己思路混乱时去轻易动笔。大改出来的文章,决不会再有一泻而下的那种文气。一篇文章如果没有了它独特的文气。这篇文章是不太可能成为一篇好文章的。

在年轻时,我常常会口出狂言,三千字以内的文章,我是从来不打草稿的。其实,草稿是打的,我的草稿在腹中,旁人看不见。

真正让我感到文字的魅力的,是初中时期的一堂语文课。老师讲的是报载的一篇通讯。那时上课,使用报纸上的文章比较多。政治课是更不必说了。课堂上所讲的一切,必须完全吻合报纸上的精神,尤其是所谓“两报一刊”的社论,那更是政治的风向标。

你不要去探究风从哪儿吹来；也不必理会为什么今天风从这边吹来,明天风从那边吹来。今天风从这边吹来,你就顺着风朝前；明天风从那边吹来,你还是顺着风朝前。哪怕你最终老是在原地打转,你的方向也错不了。

那个时期,方向正确是最重要的。有多少人正是因为在方向问题上与自己较劲,最后才弄得个灰头土脸。所以,那时的聪明人是绝对不会在方向问题上跟自己较真的。这是明哲保身的不二法宝。政治课当然该不折不扣地遵循这不二法宝。何况,政治老师,曾是在方向问题上马失前蹄的人。尽管他每天凌晨的长跑,不管天多么的黑,他照样能循着那条曾经的跑道一直朝前跑。但在课堂上,这方向问题,还是该常常提醒自己的。

小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