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三十的上午,小镇人满脸都已是过年的满足。那天下午二时许,小镇所有的商铺便开始“乒乒乓乓”地上店板。到了三点钟,小镇的青石板街道上已空无一人。各家各户准备好的大菜都将陆续上桌。家家户户所有的人。都团坐在餐桌边等待着一个一个装满菜肴的碗盆端上餐桌来。

这个时候,是甄别谁是这个家庭真正的主人的最佳时机。在灶台上忙得团团转转的必定是这个家庭的主心骨,忙着将出锅的菜肴端上桌的,必定是配角。当然在菜肴还没有上齐时,我已是饱了,是看着琳琅满目的菜肴看饱的。其实,肚子里似乎并没有吃下多少东西。

在幼年时的印象中,似乎快乐并不是来源于餐桌上的菜肴有多少,以及菜肴的美味如何。而是来自于全家一齐团团而坐的那种和睦的氛围。父母照例是端着米酒小酌。在这个时候,我感受最多的是父母慈爱的目光。在这慈爱的目光中,我看到了父母的期待。

尽管我再三地表示我已饱了,再吃不下了。母亲还是起身给我盛来了一小碗饭。我呆坐地桌边,朝着那浅浅的一小碗米饭发呆。母亲俯近我,悄声哄我,让我举筷吃上一小口。见我终于勉强咽下一口饭后,父亲已经掏出了用红纸包着的压岁钱。我知道,只要拿到了压岁钱,我就可以下桌了。母亲将我吃剩的那碗米饭放入菜橱中,这是讨了一个“年年有余”的吉利口彩呢。

我一直感到奇怪的是,从父母期待的目光中,我读到了快快长大的意思。但压岁钱的含义又似乎是;一直停留在这个岁数,压住了不让岁数往上涨。这不是矛盾着吗?也许,在父母的内心,一直存在着这样的矛盾:既盼我长大,又害怕我长大。长大了,可以传承父母未能实现的理想和希望；但是,长大了,又不可避免地将离父母而去,去自己品味人生的坎坷与生活中的艰辛。

年夜饭后,照例是母亲忙着收拾满桌的剩菜和碗筷。而我们则围着父亲,听他讲故事。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视机,更没有什么春节联欢晚会。除夕夜,电影队也绝不会来小镇放电影。听父亲讲故事,无疑是唯一的娱乐节目了。

喝了酒的父亲,讲故事会更加地绘声绘色。幼年时的我,并不能分辨出故事中有多少张冠李戴。只觉得故事情节精彩、引人入胜。母亲洗刷完后,也会悄悄地坐在我们的身后,边听父亲讲,边拿起鞋底纳鞋。那个时候,我们穿的鞋,一般都由母亲亲手制作。用碎布,旧布纳成的千层底 ,又牢固又耐穿,鞋底不容易被磨破。

当窗外响起第一声爆竹声时,我往往已在父亲的故事中进入了梦乡。不管父亲再三地吓唬说:“你一闭上眼睛,那只凶恶的年,便会从窗口跳进来把你抱走!”也不管姐在一旁再四地拉我的衣袖,我只管自己瞌睡着垂着头,身子在櫈子上东倒西歪。母亲看我实在坐不住了,便放下手中的活,将我抱去床上。

所以,在大年初一的早晨,姐总会来羞我的鼻子,说我是一只贪睡的小狗。害得她也没有听完父亲的故事。但是,大年初一的早晨,却总会有更让我们兴奋的事情等待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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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有许多东西都是凭票供应的。而且,每人往往只能限购几两至多半斤。像带壳的落花生,山核桃等等。寻常的日子,商店里是没有货的。只有在新年里,才供应一次。所以,大年初一的早晨,姐得拉我去副食品商店的门口排队。站在我床铺前的姐，已穿上了新衣新裤,母亲又已给她梳好的发辫。母亲也已在我的棉衣棉裤上套上了新衣裤。当我跟着姐赶去商店门口时,店门虽然还没有开,但紧闭着的门前已经排上了好长的队伍。

排队的都是小镇上各家的小孩,整支队伍大多都穿着新的衣服。女孩子们在一起,叽叽喳喳地争说着谁家在大年三十晚上,吃到了平常吃不到的好菜；比较着谁身上的新衣服更漂亮,像一群欢叫个不停的花喜鹊。稍大一些的男孩,手指夹着从大人那儿偷来的卷烟,装模作样地学着大人的样子，抽起了烟。又从口袋里掏出已被拆零的百响小爆竹。点燃了那根直立着的导火索,将爆竹朝空中甩去。“啪”地一声，空中腾起了一蓬烟雾，继而传来了一声脆响。

几个男孩先是比较着谁将爆竹甩得更高。于是,队伍的上空，顿时响起了一阵“乒乒乓乓”乱响。小爆竹的“乒乓”声终于打断了女孩们的叽叽喳喳声,她们都抬头朝头顶的一蓬蓬灰白色的烟雾看。当爆竹的残骸掉在她们身上时,顿时引来了她们的一阵阵歇斯底里的尖叫。尖叫声刺激了那几个手指夹着香烟的男孩,他们悄悄对望了一眼,脸上顿时漾起了坏笑。

他们又从口袋中掏出了翘着小尾巴的小爆竹,用香烟头碰燃了,有意朝女孩们那边甩去。“乒乒乓乓”的脆响声顿时在女孩们的身侧响起。一团一团的烟雾在女孩们的身边爆开着，女孩子们争相躲避着。商店紧闭着的门前，响起了混乱的尖叫声。她们手中拿着的小竹篮在烟雾中乱挥,队伍顿时乱了。我站在姐姐的身后，拉着姐姐的衣襟看着这一切,正目瞪口呆的不知所措时,商店的门匍然而开。乱哄哄的队伍很快恢复了秩序,那几个原本排在队伍末尾的男孩,已趁乱挤在了队伍前面,脸上的坏笑已变成了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