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刘伯温破了梅花洲的风水后,梅花洲并没有因此衰落。后来,却因为洪水带来的一只大缸中端坐着一尊石佛在桥下勾连不去。人们移石佛于岸,并因此而建起了寺院。小镇因寺院香火鼎盛而越发地昌盛起来。于是,小镇人渐渐从被断了龙脉的失落中摆脱出来,陷落进了通了商运的欣喜中。人们努力清除着石桥堍的石井中填进去的石块,并在桥堍的西侧盖起了临河的茶馆。据说,从桥堍的石井中取来的水沏茶,再劣质的茶叶,也能泡出清香扑鼻的味道来。但是,镇西的那条南北长河的水却不再清澈见底,总是那样温和地、缓缓地朝南、朝东而去。

在梅花洲,原先还是有几家大户人家的,譬如镇西的马家,镇东的冯家和镇南侧的巢家。上世纪五十代初,马家的宅院成了政府的粮站。几十年过去了,昔日宽大的石埠和整齐的石帮岸依旧展现出马家曾经的风光。镇东的冯家宅院后来成了政府的茧站。那高高的风火墙和气派的门楼仿佛仍在向世人诉说着冯家曾经的沉浮。在旧县志中,以刻瓢瓜闻名的巢家,昔日的辉煌却早已荡然无存。长板的门早已在风雨中驳蚀。原本高大的那一长排沿河而修的房屋,已剩下断垣残壁；门前整齐而气派的石埠和石帮岸,也已垮塌。

小主，

真正使梅花洲衰落的,据说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淞沪会战之后,当时的执政党,国民党的县党部从县城迁移至交通相对闭塞的小镇——凤喈桥。梅花洲便成了抵御县城来的日军的一道防线。说是在梅花洲的镇北不远处，国民党的军队曾与县城南侵的日军干了一仗。当时驻守在这一带的国民党兵都是湖南兵,戴着斗笠,背着砍刀,拿着长枪。战斗打得十分激烈。

日军是乘着汽艇沿河朝南。战斗的结果是国民党的军队不敌而撤退。但日军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据说,战斗中死去的尸体运了几汽艇。国民党的军队撤走后。梅花洲镇和凤喈桥镇都遭到了日军兵的纵火焚烧。梅花洲镇的石佛寺,便是在那时被日军烧毁的。我父亲的老家，原在石佛寺院的东侧,在那个被修了石桥的池塘北侧。也没有逃掉被烧毁的厄运。故乡小镇——凤喈桥西街底的一大片房子也被日军烧毁。

那座陷于火海的曾被称作“徐八房”的深宅大院,正是当时国民党县党部的驻扎地。不仅被日军俘虏了好些人,据说,还有几个女兵。“徐八房”被焚烧时,火光映红了小镇西边的整个天空。在我年少时,那儿还处处是断垣残壁。侥幸能重修的房屋门楣和屋梁上到处是火舌吻舔过的焦黑痕迹。

梅花洲被焚了石佛寺之后,似乎同样被烧没了灵气。石佛寺的镇名也名存实亡了。小镇从此没了香火。梅花洲就此逐渐步向衰败。父亲老家的房子,因为紧挨着石佛寺,同样没有逃脱被兵火所焚的厄运。房屋被烧之后,年幼的父亲只能随家人迁去梅花洲北边一个叫做傅家场的村庄。父亲有同母异父兄长一人。兄长姓傅迁往傅家场,等于是投奔了傅氏族人。也就是我伯父的堂兄弟们。

幼年时,我记得曾随父亲去看望祖母。在临近祖母的住宅时,要过一条小河。河上是一座摇摇晃晃,没有扶栏的小木桥,小河的南侧是一片森然的翠竹林。过了小桥,才见土场上一片阳光灿烂。这个场景我至今仍清楚记得。

祖母的屋子并不大,堂屋似乎是几家合用的。父亲兄弟似乎自小便离家去了风喈桥---我的故乡小镇的商店做学徒。在我的印象中,祖母似乎更喜欢长子。按我父亲的说法,他的父亲老家是海宁那边的。是个走方郞中,本事很是了不得，会功夫。

父亲说起这些时,神采飞扬。他说祖父初来梅花洲时,单身一人,个子不高。有一次在茶馆喝茶时,与人发生争执,他竟探过身子,隔着茶桌将对方拎了过来。幼年时,听父亲这么描绘祖父,我心里崇拜得不得了,这该有多大的力气呀。年龄稍长,我渐渐起了疑心:我知道那时茶馆的茶桌方方的,只比传统的八仙桌略小一些。四只桌脚不是直直的,而是略微外撇一些。这样子,桌子摆在那儿似乎更稳一些。祖父个子不高,他怎么可能隔着桌子把对方拎了过来?难道是站在凳子上的?如果是先要爬上了凳子,再弯腰去抓桌子对面的人,似乎又太费周章了些,倒还不如绕过桌子,一把揪住对方呢!

父亲说,祖父有一次晚上去出诊,走着走着,来请他出诊的青年竟不见了。祖父赶紧提着马灯回身去找,却见那人趴在水田角落里扑腾。祖父知道，他已被鬼缠了身。祖父也不说话,将马灯放在田塍上,弯腰一把将那个人拎了起来,甩手给了他几个耳光。那人被打了耳光后清醒了过来,祖父问他怎么回事?他居然一脸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