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专门找了两个本子，集中精力给女儿写回信。这些回信的完成，也终于让我回归到了我原先的写作状态中。中队的警官大概也感觉到，我一门心思在写东西的时候，是最不会惹事的！这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

我知道，在我去工厂干活的时候，我的抽屉，他们一直在检查，看我写些什么。我心自坦荡，我的信本来就是给人看的。我才不会傻到将一些不该写的东西，写进这些信中！再说，这些信，我既然写在本子上，便意味着我不会寄。我有什么可以躲躲闪闪的呢？我的坦荡自然也松懈了他们对我的监视，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

去工厂途经的那一块公示橱窗里，张贴着这个大队所有的每个月服装加工的产值。这个中队的每月平均加工产值达到38万元。最高的达到了48万元。这让我想起了原先的那个中队的渔具用休闲包的加工产值。谁都很清楚，渔具用休闲包的加工附加值肯定远远高于服装的加工附加值。但是，270多人的渔具用休闲包的每月加工产值，却只有160人的服装加工附加值的一半。而且，这些渔具用休闲包的销售地是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发达的西方国家。而服装的销售地是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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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外协单位的师傅，这种合成革的仿皮服装在俄罗斯的销售价格是多少？他告诉我说：“便宜得很！也就100多元一件吧！”哦，销售价的10%是加工费。我问：

“这种衣服在俄罗斯有市场吗？在国内可能也不会有人穿了吧？”

虽然合成革经过水洗之后，手感很柔软，仿佛真山羊皮的一样。就像是化纤的毛衫经柔软剂水洗之后，足以假冒全羊毛的毛衫一样。

在中国，以假乱真的本领历来是巧夺天工的。但是，俄罗斯的轻工业虽然不太发达，总也不至于这种劣质的服装能大行其道吧！他告诉我：

“地摊货！一次性的服装吧！每年换！还算有些市场！”

外协单位是小城南侧的那个县级市的一家工厂。这个市以生产皮衣为支柱产业，假皮衣也就应运而生。师傅也算是我的老乡，说话自然随意了许多。

160人每月48万的加工产值，人均3000元；而270人每月加工产值是24万元，人均仅885元。每月每人的加工收入，这是否荒唐的太离谱了？委托加工的那家企业曾来监狱招收刑满释放的熟练机位工，开出的工资条件是，每月不低于3000元。

根据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的剩余价值论，工厂的成本，分为不变成本和可变成本，人工工资，只是可变成本中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要维持工厂的不亏本。工厂必须在保证成本的情况下，才能盈利。才能产生剩余价值。如果员工的工资每月是3000元，那么，270人的员工，每月的工资支出便得81万元！还有其他的不变成本和可变成本呢？还有企业追求的剩余价值呢？难道办一个企业，就是为了给工人发工资？投资人自己贴本做买卖？

如果，按服装加工的每月人均产值3000元来计算，270人的每月加工产值应该在81万元以上才是合理的。而且，渔具用休闲包的产品附加值就明显高出服装的附加值。270人的每月人均产值应该高于3000元。这才是合情合理的。这不合情合理的明显低产值，显然是低价的虚假合同造成的！是为了截留资金，为贪污和私分国家资产才出现的不合情理。

我问师傅，这里的加工技术这么低劣，你们怎么还会委托这里加工？师傅说：

“这里的加工费用相对较低，更重要的是，这里的加工发票，出具的是增值税发票！”

哦！是这样吗？这似乎又证实了我的判断！一是同类的加工，在监狱外的加工费用肯定更高，不止人均每月3000元；二是，监狱作为纯加工的企业，确实在虚开属于流通领域的增值税发票！这些产品出口的企业，利用这些增值税发票骗取国家的退税。等于是用国家的钱支付了加工费用。而监狱的某些人则用截留的资金，为自己谋取利益。这倒是形成了一个利益链了！

全国有那么多的监狱，如果这几百座监狱，每年都在截留那么一块的话，国家每年该有多少资金流失？或者说，被从国家的口袋里挖出来进了企业的腰包，进了监狱一些人的荷包？高高的围墙和冰冷的铁窗隔断了外面的阳光和春光，也锁住了监狱的阴暗和秘密。

在监狱民警的心目中，一直认为自己是在为监狱事业的发展积极贡献着。我不知道，这种理念的产生，是不是源于他们的上级领导的教育和灌输？抑或是，来自于国家管理的理念？但在我看来，如果国家将监狱作为一项事业在发展，实在应当作为执政者的一种耻辱！

一个国家的犯罪率居高不下，并不应当作为国家管理的功绩。而恰恰证明了在国家管理中存在着诸多的问题。譬如，贫富问题；两极的分化问题；国家财富的再分配问题；国家没有很好的利用经济杠杆的调节问题；教育的缺失问题！诸如此类的诸多问题，才引来人们的心理不平衡，才引来了犯罪率的居高不下。

国家应该首先从自身的管理上找准矛盾的结症所在。才能大大地降低社会的犯罪率。而不应该单纯地用法律的手段将事情作简单化的处理！简单化处理的结果只会加深社会的矛盾，并不能让社会达到和谐的目标。这是任何一个有正常思维的人都能看得到的问题。只是我在狱中多年，对这个社会矛盾的领悟可能更深一些而已。

全国有几百座监狱。据报载，每年关押的人高达800万人之多！光被关押的人就达800多万，那么，因为这800多万人的被关押，在精神上受到的伤害的，又有多少人？虽然，这800多万人中，确实绝大部分人是咎由自取。国家不得不给予惩处。但是，惩处的目的是为了什么？难道仅仅是为了惩处吗？如果，仅仅是为了惩处，岂不是本末倒置了！这本末倒置的结果，受伤害的不仅仅是被关押的人及其家属。国家难道没有受到伤害？

几十年来的国家治理，似乎从来没有摆脱过监狱的这种管理模式。只是几十年前的全国像一座大监狱，到几十年后的今天，分化成了许许多多的小监狱而已。这种现状是可悲的。但是，相关的那些部门，却仍在为监狱事业的发展孜孜努力着！国家的法律可以置之不理，可以制定许多适应本部门的一些规定。为了本部门的利益，可以随意设置一些条条框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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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以保持劳动力为前提；法院以创收为目的；公安和检察部门从罚没款中分一瓢羹。这难道不是一条互为因果的利益链？在这样的利益驱使下，还有什么光怪陆离的丑恶不能产生呢？丑恶的产生是正常的。也是司空见惯的。不产生倒成了异端！这才是构成社会的丑恶的本源！而且，这个丑恶的产生在某种程度上还得到了国家的支持，成了国家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国家的可悲。

我在写作《百年梦魇》中思考，这种思考带给我的是心灵的震憾！

中队时时有新犯来，也时时有刑满的囚徒走出高墙。我无法体会走出高墙的人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有多少对社会的仇恨和失望？国家为什么不从这一份失望和仇恨中总结一些治理国家的得与失呢？

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这800万人的关押，若论水的话，恐怕也足以载动舟，也足以覆舟了吧！谁知道，这和谐的表面下，会不会早已暗流汹涌？

那一批的一个新犯，被分配睡在我的上铺。邻省人，常年在这一带打工，年轻而瘦弱。晚上的呼噜声，让我毛骨悚然。不是因为响，而是因为怪。因为我一直在写作，入睡时，睡得很沉，醒的时候却比较早。怪声弄得我不胜其烦。这常常中途突然停止的哨声，显然不单单是扰了我一个。

他的鞋子又臭得惊人。上面是呼噜声扰耳，底下是臭鞋气入鼻。臭鞋倒是在我的要求下，每晚他自觉地拎去晾衣间了。呼噜声却也让同监室的其他人忍不住了，纷纷要求将他调离。他终于搬去了其他监房，在小厅里等待出工时，我问他，是不是患有甲亢？他说：

“你怎么知道？”

我说：“你的眼睛明显是患有甲亢的人，而且，你的病已经很重了！你应该去向警官要求去看病，你的病还真不能拖呢！”

他说，他已经向警官报告了！一段时间后，他跟我说，他的双脚很肿，一直不能消退。他与我同在一个生产小组，活不重，只是得长时间站着划线。我问：

“站的时间长了，腿也会肿，早晨起床时，肿有没有消退？”

他说：“没有消退，而是越来越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