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问：“为什么不给我们？”

我说：“这是给检察院的材料，你有权检查吗？”

他们说：“你能不能给你的女儿打个电话？具体我们跟她说！”

我说：“打电话可以。但我不会让我女儿将材料交给你们！”

我倒是确实想知道，让女儿她们做的事，进行的怎么样了！好歹对我这里的局面也可以有一个衔接！电话倒是打通了。但女儿显然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我只问了一句：

“合同谈判的怎么样了？如果，合同已签订了的话，可以电传给监狱，让他们看！”

电话便被抢去了。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仍让我传出这样的信息，至少我已让女儿明白，“敲山震虎”的这一榔头，可得抓紧敲下去了！对方的那家公司，可是整件事情最关键的环节，只有这一榔头扎扎实实地敲下去了！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尤其是那家公司的软肋捏在我们的手中呢！还不是能稳操胜券了吗？

这个电话，我没有得到任何的信息。显然，提审我的人也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他们变得焦躁了起来。我已明显地感到了压力。我要求见检察官。说也奇怪。我要求提出的第二天，上次来见我的那一位又来接见我了。我问他：

“如果我举报的话，能不能立即让我离开监狱？”

他说：“那要看你的举报是不是确有价值！”

我问他：“你的意思是，要等你们调查了之后再定啰？”他说，“那当然了！如果，你举报的事情不实，或者没有你举报的那么大！我们把你带走了，不是太被动了吗？”

话说得似乎有些道理。我说：

“在你来见我之前，你肯定已经看过我的档案。你应该知道，我原先做过些什么工作！难道，我查出来的情况，还会有错吗？再说，我一说出口，我岂不是立即置自己于极度危险之中。他们随便用一个手段将我谋害了，而且，最后的死亡的原因，肯定十分地冠冕堂皇，我岂不是白死了！”

他说：“程序就是这样的！我们也没有办法！不过，你放心！我们会时刻关注着你！”

我说：“关注我有什么用！等到我死了！我还能去诉说我的屈死吗！我得再考虑一下！”

谁知，他一下子就恼怒了：“你到底是不是一个共产党员！”

我说：“我曾经是！不然，我怎么去当共产党的纪律检察委员会常委和机关及乡镇的党委书记？但是，我被共产党开除了呀！”

他说：“你三番两次地叫我来，我来了，你又不说，这不是在糊弄我嘛！”

我说：“你不能明确地答复我！不能保证我的安全，我怎么跟你说？你立即带我走!我自然会立即跟你说！我总得在确保我的生命没有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才能向检察院举报吧！为了国家少受损失，我将生命搭进去了，以我现在的这个身份，你能对我提这样的要求吗？”

“那你说怎么办呢？”他问。

“我得再考虑一下！”我说。

处在他的这个位置，他有这个想法也很正常。但我的顾忌，难道就没有道理吗？再说我对他的怀疑还没有消除呢！我岂敢轻举妄动！不过，见一次检察官，我的收获还是有的！我毕竟去外面兜了一圈。我的心情放松了不少，我的神经也松弛了许多。看来，这件事情的最后处理。如果，女儿没有跟那家公司合作的可能的话，还得自上而下地来！让女儿去操作。我不动声色地等待。惊动了中央，从上而下地一鼓作气地查下来，我才能尽早地安然脱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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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迹象表明，女儿似乎并没有行使我的“敲山震虎”之计。这又是为了什么呢？难道她不认为此计可行？不可行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呢？我跟她说的很清楚啊！让她去实施这个方案，是为了达到三个目的：一是出版书、二是得到资金、三是“敲山震虎”！只要掌握三条原则，一是不签合同不拿对方一分钱；二是不按合同付清款项不交书稿，当然付多少资金可以按比例交付书稿；三是书稿交给对方后，对方必须出具有“验讫”字样的收条！

而且，去谈判是受了我的委托去的，有我的委托书在手。还有什么可以担忧的呢？如果她不操作此事又不当机立断地向中央有关部门举报的话，我岂不是被晾在半空中了！这不是要将我摔死啊！监狱肯定会认为，只要将我控制住，我家人肯定一丁点儿的办法也没有了！莫非，在小城的那一幕又重演了？这真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悲剧了！

难道女儿真的与这几部书无缘？与这几部书蕴含的财富无缘？让她去寻找出版商出版，她不将书稿交给出版社，让他们审稿。而是光问能不能出版？能不能出版？没有审阅书稿，谁会给她一个肯定的答复？

让她将第一部挂上网，网倒是挂上去了。她却不知道去“放水”去炒作。不知道，所有挂上网的书，都是依靠炒作得来的人气！靠炒作得来的人气才吸引住了出版社的眼球。真正在文学的殿堂里站得住脚跟的，又有几部？

文学作品本来就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东西，你可以说它写得好，人物形象刻画得生动活泼，人物性格描写细腻，；自然也可以说它写得差，人物刻画呆板，性格描写不真实；甚至是人物形象干瘪，故事情节拖沓。千人千面，各人可以有各人的说法。智者不一定全对，仁者也不一定全错。因为在文学的评论上，本来就没有一个对错的标准，和是与非的区别。

只要不是前后矛盾，情节错乱，叙述前言不搭后语，就不能绝对地说它好或者差！女儿显然不明白这一点！要明白这一点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得看多少经典作品，得咀嚼多少那些形似道貌岸然的评论！而且，得不断地反复思考和揣摩！对人文、历史、地理甚至是自然科学，甚至是千奇百怪的那种传奇都得有所涉猎！

被隔离审查，被关禁闭室里不见阳光地隔离了两个月之后，我终于置身于大太阳底下暴晒，说是还得严管三个月！看来，女儿还是没有动静！这是要置我于死地呢！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尽管，这就如同将一盆花，放在房间里两个月，突然置于大太阳下暴晒。不晒死，恐怕也会叶焦枝瘪了吧！

虽然我借口腿有伤，无法进行高强度的训练，便是每天站在高强度的日光之下，也足以让我的精神崩溃呀！我只有咬牙挺着。我坚信我的命根硬，不见得会因此死去。但是，我还是坚持要见检察官。几天之后，还是那位检察官来了。他直接来到了严管队。看到他有些得意的笑容，让我又泛起了那一份警惕。我要求去屋子外跟他单独聊，他诧异地问我，为什么？我指了指摄像头，说：

“这里不安全。”

“哦！”他定定地看了我一眼，又抬头朝摄像头看了看，“你害怕他们听到？”

我说：“当然，你不能保证我的安全，我得将危险降到最低限度”，

他说：“好吧！你等一下”!他出门去了。我在审讯室里等。一会儿，他进门了。警官将我身后的门打开。谈话被安置在那间训练大厅里。里面所有的人，都已被赶到了小院子里，坐成了一排扭着头好奇地看着我。

大厅里也有摄像头，我知道，摄像头的那一头，同样有许多双眼睛在看着我。他的跟前摆了一张桌子，桌子跟前放了一只矮櫈，显然，这只矮櫈便是我的座位了！桌子放在了那个角落，他说:

“在这个角落里，摄像头拍不到！”

我坐在矮櫈上扭头回看了一眼，摄像头就在头上顶斜斜地看着我呢！他背后就是开着的窗户。我的警惕性又起。我说：

“对不起，你前两次来，我一直不敢跟你说实话。是因为你来的时间太蹊跷了！我刚被隔离审查，你就来！我不得不防备一些！”

“哦！”他似乎对我的话很诧异，不明白，我为什么这么说。但是，他随即口气一转说，“我理解，你放心好了！这里也是共产党的天下，他们不敢乱来的！”

我笑笑。这话，我可不敢苟同！我也不愿意用我的生命去证明他的话是错的！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