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平提出‘发展工业，振兴商道’的口号。

首先就要理解大明重农抑商的国策定立的背景。

重农抑商政策自先秦时期起，就在华夏大地出现了。

商鞅变法时期，一方面主张“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大力鼓励耕战，通过废除井田制、奖励耕织等措施，确认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土地买卖合法性，规定“力本业，耕织致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孥”，抑制商业发展，防止境内之民“事商贾，为技艺，避农战”。

然而，秦国在当时的背景下，实际上又需要工商业的发展来增强国力。

秦国地处偏远，文化落后，经济远落后于其他诸侯国。

商鞅正确分析形势，认识到农业是国家稳定的基础，但同时也明白工商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经济交流和资源整合，为国家的发展提供支持。

这一时期，秦国虽然抑商但并不严重。

然而自秦国统一后，因吕不韦乱政一事，秦国开始对商人进行打压。

商业受到的限制也越来越多，商人地位变得低贱。

为了填补边境人口不足，商人需要戍守边关，如秦始皇颁布的诏令：“三十三年，发诸尝通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 (滴) 戍。”

可见当时商人的地位，就如同 “赘婿” 一样微贱。

到了汉朝，汉高祖刘邦延续了秦朝的抑商政策。

西汉建立后，由于常年战乱，人口锐减，大量土地闲置，为了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提高国家税收，对商业又进行了进一步的限制。

汉武帝时期，对外战争频繁，耗资巨大，国库入不敷出，有人便提出对商人实行“算络钱”和“告络”制度。

如“诸贾人末作贯贷卖买，居邑稽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络钱二千而算一。诸作有租及铸，率绪钱四千算一。”

可见当时商人的财富国家可以予取予夺，完全被当成了提款机。

这一时期抑制商业政策就变得更加严厉。

唐朝初期商人地位越发低贱，法律规定商人不得入士做官，不能与士人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商贾必须服皂，且不得乘马。

有钱也不能穿丝绸，不得读书，更不能做官。

唐中期以后，皇权旁落，对商人的限制政策也变得松懈起来，商业活动也越来越频繁，商税对税收的贡献也就越来越大。

到了宋、元两朝统治者吸收前朝经验，即重视农业，又不排斥商业，这一时期，重家抑商不再是国策，商人地位显着提高。

到了元朝商业已然非常发达，尤其是对外贸易。

着名的《马可?波罗行记》的作者就是元朝来的中国。

当时的泉州，更是世界第一大港。